戰“疫”是戰役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所以中國古圣們強調“以史為鑒”“溫故知新”。然而，西哲黑格爾看得更明白，他說：“歷史給人們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來都不會吸取歷史的教訓。” 

 

不過，在當今全民抗擊新冠肺炎的嚴峻時刻，我覺得回顧一下110年前的那場抗疫斗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還是大有裨益的。

 

1910年冬在我國東北地區流行的肺鼠疫是由當時到俄羅斯做捕捉旱獺的東北勞工被感染后帶回來的，很快就造成了大批人員被傳染發病死亡。 

 

時任清政府外務部右丞、年僅31歲的施肇基挺身而出，請求擔任防疫大臣并獲準。施肇基知人善任，電召時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協辦（副校長）的伍連德奔赴東北。 

 

伍連德祖籍廣東臺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17歲獲得女王獎學金赴英國讀書，成為第一位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他于1907年回國服務，從事軍事醫學教育工作。 

 

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臨危受命，來到世界鼠疫斗爭的最前線哈爾濱調查處理鼠疫。 

 

當時全世界鼠疫傳染病專家們普遍的認知是——鼠疫是由鼠類將細菌傳染給人的，人與人之間則不會傳染。因此，對抗鼠疫的辦法就是滅鼠。 

 

在此次瘟疫暴發初期，近現代鼠疫學說鼻祖北里柴三郎教授的一位學生，受日本政府委派，也來中國做調研。他堅持師門的“鼠疫源于鼠傳染人”的觀念，解剖了數百只老鼠，可是竟沒有從一只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于是，這位日本醫生固執地認為，東北的這場瘟疫不是鼠疫。 

 

而伍連德從解剖的第一具尸體得出結論，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而非以往的腺鼠疫，傳染方式是人與人之間的呼吸和飛沫，因此傳染源并非老鼠。這樣，防疫工作重點就不是滅鼠，而是要通過隔離疑似患者來切斷傳染源。 

 

伍連德立即電告朝廷，將這次在東三省流行的鼠疫稱為通過飛沫傳播的“肺鼠疫”，建議清政府立即停止無意義的大規模滅鼠，而是徹底封鎖哈爾濱，切斷鼠疫的跨地區擴散途徑。 

 

伍連德提出“肺鼠疫”的結論和防治方法，一開始并沒有被國際上著名的鼠疫專家們接受。尤其是法國籍、時年45歲的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梅尼，他于1911年1月2日到達哈爾濱，堅定地認為滅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完全不相信“鼠疫人傳人”的說法，并要求由他代替伍連德來擔任東北防疫的統管。 

 

為了能盡快消除傳染源，伍連德在向防疫大臣施肇基發信求援的同時，也向清政府發去了請辭電文，愿意讓梅尼來負責此次抗疫工作，條件是清政府同意封鎖哈爾濱。 

 

38個小時后，伍連德終于收到了清政府的回電，出乎意料的是，清政府撤銷了對梅尼的派出指令，直接任命伍連德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這應該是施肇基據理力爭的結果。 

 

然而，被免的梅尼并不服，1月5日，他去了俄方醫院查看病人。但遺憾的是，他依然只相信鼠疫的歐洲經驗，不相信人際之間空氣與飛沫會傳染。所以，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膠皮手套，來隔絕一切可能與老鼠或跳蚤接觸的部位，但沒有戴口罩。 

 

3天后，梅尼開始出現低熱，頭痛，發燒。1月11日，梅尼死于鼠疫。距離他來到哈爾濱，僅僅9天。 

 

梅尼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證實了伍連德判斷的正確，使防疫隔離工作得以順利推進。 

 

伍連德采取了科學有效的防控防治措施：停止勞民傷財的滅鼠防疫，封鎖疫區，隔離交通，禁絕行人，隔離患者，切斷人際間的任何流通。 

 

居民區分為白、紅、黃、藍4個分區。各分區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發的臂章，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區內自由行動，如進入另一分區，須經特別許可。同樣的規則適用于城外軍事封鎖線，未經防疫局特許不得進出城區。 

 

并從長春調來1160名清軍士兵，以加強隔離制度的嚴格執行，控制人群流動。調集600名警察成立專門的警務分隊，接受防疫訓練后分派各區，遵從醫官的命令開展工作。 

 

為了盡快收治病人，伍連德對關閉的學校、撤空的客棧和大車店等一律租用，并盡可能改造為4個部分：辦公區、消毒站、醫務人員宿舍和接觸者的隔離營。 

 

最先建成的傳染病臨時醫院原是哈爾濱近郊傅家甸的大浴室，內部條件雖然簡陋，但集中收治了1000多個病人。 

 

伍連德還爭取到時任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的俄國將軍霍爾瓦特的支持，霍將軍很快就將1300節火車車皮批給了伍連德，讓醫生們有了一個較寬裕的臨時疫病隔離所。

 

并另外批給120節車廂，一字排列在離城區1英里之遙的空曠地面上。每節車廂均安裝有燃燒木材的巨大的鑄鐵火爐供暖，用于收容大量接觸者。 

 

為了阻斷傳染源，伍連德還做了一件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事一一火化病逝者尸體。 

 

因為傳統的中國文化講究入土為安，對先人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燒人尸體會被看作是對人性的褻瀆、對孝道的背叛。 

 

但東北的隆冬，凍土通常深達5至7英尺，挖掘墓穴極為困難。于是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體綿延至少長達1里多，暴露在白雪覆蓋的地面上，存在著野鼠噬咬被感染的尸體，并隨之攜帶鼠疫的危險。 

 

為了解除這個對公共衛生的嚴重威脅，又避免民眾的抗拒，伍連德想出了一個妙招一一請一道上諭。 

 

伍連德的奏報送到北京，在這關系萬民安危的關鍵時刻，清王朝實際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斷然拍板，同意伍連德所請，出事他來負責。 

 

這件事，后來也被史家認為是載灃短暫而悲催的執政生涯里，做出的最閃光的決定。 

 

伍連德還通過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上奏朝廷，為在瘟疫一線的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恤銀1萬兩。而清政府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1911年3月1日，距離伍連德到達哈爾濱67天，哈爾濱首次出現零死亡，零感染。之后數日，均無感染及死亡病例出現，東北抗擊鼠疫之役取得了最終勝利。 

 

此次大瘟疫，共造成6萬多人死亡。其中，醫務和其他保障人員達297人，他們為取得抗疫斗爭的勝利，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氣吞山河，萬分悲壯！ 

 

戰“疫”就是一場戰役，這是古今中外的共識。110年前東北戰勝肺鼠疫的戰役，有許多經驗教訓直至今天還很有參考價值: 

 

第一，要取得重大戰役的勝利，首先是要選好戰役指揮官。東北戰“疫”的實際指揮官是伍連德，他不僅是防疫專家，而且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假如換作堅信鼠疫“不會人傳人”的梅尼，則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了。 

 

更難能可貴的是，無論是朝廷中的防疫大臣施肇基，還是封疆大吏、東三省總督錫良，對伍連德做到了用人不疑，只支持，不干預，使其能有職有權地開展工作。 

 

第二，要有正確的戰役指導方針。戰勝瘟疫，從古至今，無非是三條基本原則:一是控制傳染源；二是切斷傳播途徑；三是保護易感人群。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首要的是堵住傳染源。今天的武漢封城，相當于當年的哈爾濱封城；今天的建“方艙醫院”，相當于當年借用學校、大澡堂、火車車廂做臨時醫院?？上У氖?，行動遲緩了些。 

 

對居民區的隔離措施也要果斷堅決。當年的分區隔離管理，甚至動用了軍隊、警察。今天的小區封閉管理，在疫情高峰期也應大范圍推廣。 

 

第三，戰役保障措施要跟上。當年東北肺鼠疫發生時，清政府已到了末日時期，銀根緊張。加上日俄占據了東北很多重要戰略資源，戰役物資保障是非常困難的。但經過多方努力，從銀行貸到資金，從俄方借到火車皮，還解決了大批藥品、糧食、布匹、木材等物資，從而保證了戰役所需的后勤保障。 

 

我國現在的抗疫物資保障能力，遠非當年可比；應急管理調度能力，也是位于世界前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良傳統，更是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要組織得當，抗疫物資保障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人類與瘟疫的無數次較量中，最后的勝利都是屬于人類，這是一條不可更改的歷史規律。只要我們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價，取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最終勝利！